生態治理地理學原則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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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治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盡管治理的對象是生態系統或自然環境，但實施過程涉及到對人與人、人與地關系的再調整。中國地域廣闊，自然資源稟賦、生態環境條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文化基礎等具有顯著的地域差異性，更加劇了生態治理模式的復雜性和任務的艱巨性，亟需科學理論加以指導。將人地關系及其地域系統作為研究核心的地理學，可以為生態治理提供科學原則導引。

系統治理，突出綜合性。從地理學科視角看，生態治理的實體對象是由多種自然與人文要素相互作用構成的綜合體，是人地關系在特定地區的產物。因此，生態治理不論是生態保護與修復、生態安全格局構建，還是國土整治與空間規劃，都必須堅持系統治理、突出綜合性原則。在實踐中，落實這一原則需要從兩個層面著眼。其一，對于治理實體對象，要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體的系統思想，重視各個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以及相互作用構成的整體屬性，避免分割治理，不能像“九龍治水”，各行其是。例如，治理水土流失，不僅要綜合考慮植被、土壤、地形和降水等自然要素，還要整合集成區域土地利用類型和居民生計等經濟社會因素；其二，從人地關系角度出發，綜合性原則要求通過生態治理實現自然、社會和經濟多重價值的最大化，而不僅僅是恢復與重建自然生態系統，還要達成提高改善居民生計和提升福祉之目標。

因地制宜，突出地域性。史密斯認為，影響政策執行效率四因素（理想化的政策、目標群體、執行機構和環境因素）中，由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科技乃至自然條件等構成的環境因素是對政策執行的一種約束通道，起著重要的支配作用。若脫離具體的執行環境，就會出現偏差甚至產生相反的效果，即所謂“汝之美味，彼之毒藥”。我國國土面積遼闊，自然-人文環境異質性強，人地關系區域差異巨大，因而生態治理對策應當充分考慮到區域差異性和特殊性，因地制宜，分區施策。例如，多年來貴州和廣西科技工作者為治理喀斯特地區植被破壞、基巖裸露等石漠化的“生態癌癥”，摸索出了“花江模式”“畢節模式”“清鎮模式”和“果化模式”等，取得了很好的治理效果，實現了生態保護與修復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雙贏。然而，非喀斯地區若照搬這種模式就不會有效。

因時制宜，注重時效性。生態治理對象時時刻刻處在變化之中，應當根據生態系統受到擾動的程度和演替階段來選擇適當的修復方式，或自然恢復，或人工干預，抑或兩者結合。正所謂“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晉書·劉頌傳》）。馬克思曾指出：“在工業中向來就有那個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統一’，而且這種統一在每一個時代都隨著工業或慢或快的發展而不斷改變。”隨著時間推移，主客觀環境條件發生變化，人地關系及其地域系統也會發生改變。因此，生態治理模式必定烙有人地關系的時代特征。換言之，應當建構起適應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系，否則就會產生烏托邦式的生態治理圖景。

空間關聯，體現流動性。一般而言，生態治理對象及其產生的生態環境效應具有空間外溢特性。例如，森林生態系統提供的涵養水源服務通過河道從上游流動到下游，給下游居民提供了清潔的飲用水，是為正服務。但同時，土壤侵蝕產生的泥沙也會加劇中下游河道或水庫淤積，造成水患或水利工程損失，是為負服務。又如，當一個地區采取二氧化碳減排措施時，該地區的一些產品生產可能轉移到其他未采取減排或低強度減排措施的地區，從而增加被轉移地區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產生碳泄漏，導致減排政策失效。與此類似，隱含在區域間產品貿易中的各種虛擬性的污染物、水和碳等也產生了空間流動。這種顯性或隱性的空間關聯關系對于生態治理的啟示是：在政策上，對于因服務或產品流動產生的正外部性要給予激勵，實施生態補償，而對于產生的生態環境負外部性要給予懲罰；在行政措施上，摒棄傳統屬地管理模式，區域間加強協調聯動，實施協同治理。

作者:李雙成 單位: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